人类从动物界分离出来那时开始，就产生了组织。从原始的氏族公社到今天的社区、企业、机关、学校、部队等，人类一直生活在其中，组织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们的心理和行为。然而组织也像一个有生命的机体，它的存在既有促使其生长的因素，也有促使其衰亡的因素。任何组织存在都是生长和衰亡两种因素交织在一起的。组织的生长因素，将给组织带来一种生命的活力，使其不断发展壮大，发挥其积极的社会作用；组织的衰亡因素，将给组织带来瓦解力量，削弱组织生命的活力，最终导致组织的死亡。这是由人的客观本性所使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性属于历史范畴，是受环境制约的。在社会生活中，人性是善良的，又是脆弱的。当外部环境使表现人性的光明面、积极面的人们利大害小时，人性中善良、优秀的因素就会激发出来；倘若外部环境使表现人性的阴暗面有利可图时，那么人性中丑恶的、卑劣的因素就会不可阻挡地膨胀起来。中国民间长期流传的“一个和尚担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的俗谚，生动地反映了一个随劳动人员不断增多而劳动效率却逐步下降的过程，同时也揭示了开发和管理组织资源的重要意义。很清楚，一个组织如果不能正确地处理内部的物质利益关系，只能吞食“三个和尚没水吃”的苦果。
我手头有个材料，讲的是湖南泌县水泥厂。这个厂26年来一直亏损，其间换了12任厂长，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局面。1994年5月，此厂改由农民王义堂委托经营后，情况大变，仅7个月就扭亏为盈。王义堂究竟有什么锦囊妙计能使一个长期亏损的企业短时间内改变面貌呢？说来也很简单，不过是精简机构、严格管理而已。这些现成的、行之有效的经验为什么我们的国家干部学习落实不了呢？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国有企业中财产权利私人化和财产责任的公有化的体制，使经营者和劳动者缺乏应有的责任心和积极性。这就清楚地告诉人们，经济增长的“动力源”不是来自物质资本，而是运用物质资本的人。这里说的体制问题就属于组织资源开发和管理的内容。
既然人的因素是一个组织的盛衰成败的关键，那么人的积极性以及群体的士气就自然成为组织资源的第一因素。要调动人的积极性，首先要对积极性的内涵有个科学的理解。我们知道，人的积极性是由需要引起的，是一个包含多种激发和制约因素的复杂结构，而且处于不断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之中。积极性的状况正是激发与抑制两极的多种因素在统一体中消长变化的结果。因此，要调动积极性就要把握统一体中两种作用相反的因素的变化规律，用激发因素去抑制制约因素，从而保持积极性始终处于激发状态。同时，还应掌握积极性的结构、类型特点。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的职工，他的积极性属于体能型的，其发挥主要表现为“出大力，流大汗”，而一个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职工，他的积极性就不仅仅是劳动积极性，而且有学习积极性、参与积极性、创造积极性。人类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知识经济时代，传统意义上的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会大大降低，而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一个企业能否获得较快的发展，就要看它是否具备有效地组织和利用各种资源的能力，即能否有效地开发和利用组织资源。因为离开了组织聚合力量，任何资源都不能发挥其应有的效能。很显然，提高国民素质是现代组织资源开发的基础，必须把它置于重要的战略地位。
前不久读到王绍玉同志撰写的《让三个和尚有水吃———现代组织资源的开发与管理》（企业管理出版社）一书，对于组织作为一种资源的价值有了新的理解。作者立足于人类走向知识经济时代的新视角，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入考察了上述组织资源开发与管理的一系列问题。书中不仅提出了一些富有创见的理论观点，而且探讨了不少具有可操作性的开发和管理组织资源的方法。作者这种紧密联系实际的治学精神与他的经历有直接关系。他16岁下井当工人，恢复高考后到大学学习，现任一所大学教授。作者除教学工作之外，还先后承担了煤炭部与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有关组织建设和管理方面课题的研究工作。他多次深入到工人中去座谈调查，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他的许多观点，都是从群众实践中概括出来的，因此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现在一些著作往往热衷于逻辑的推论，甚至离开实践建构数学方程作为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诚然，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有毋庸置疑的理论价值，但如果过分相信逻辑推论，以逻辑推论代替历史的实证研究，就会形成抽象代替具体的弊端。这个问题虽已被智者指出，可惜并未引起某些学者的注意。我看王绍玉同志这本书的出版不仅为组织资源学的建立作了很好的准备，而且在研究的方法和途径上也有新的开拓。我们相信，随着组织资源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和深化，必将有效地推动经济和社会的更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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